康乾时期的舆地测绘:中国的"地理大发现"

　　201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故宫的《丝绸之路山水地图》首次向公众展示，引来各方热议，也引起学界对中国古代舆地测绘、疆域、交通历史的关注。本文详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地理测绘背景及实况，意在表明清前期舆地测绘的西学东渐，代表着国家治理技术的“近代化”过程，也是中国国家现代转型不可忽视的环节。

　　法律地理学视野中的康乾舆地测绘

　　晚明时期天主教耶稣会东来，以学识叩开古老中国的大门，掀起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浪潮。一五八四年(明万历十二年)，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结合中西地理知识，在中国广东绘制印行“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该图建基于西方地理大发现所验证的“地球学说”和“地圆说”，对当时的中国极有启蒙意义，影响晚明中国士人制作出一批以大明疆域为中心的世界地图。利玛窦地图原本如今很难考辨，今天传世的是由之衍生出的一六〇二年李之藻刻本《坤舆万国全图》。

　　耶稣会主导的西学东渐潮流从晚明持续到清代中叶。一六七四年(清康熙十三年)，钦天监监正、耶稣会教士南怀仁在中国绘制成《坤舆全图》，采用了当时西欧普遍采用的地图绘制方法——球极平面投影法。该图由两个半球图组成，东半球为亚洲、欧洲和非洲;西半球为北美洲和南美洲。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和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在中国地图史上处于从古代坤舆图向现代地理测绘图的过渡阶段，但它们还不是现代地理学和测绘科学意义上的实测地图。中国第一幅按照现代测绘方法与技术制作的官方地图是清代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中国的国土测绘意义上的系统性大地测量，开始于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大规模舆地测绘。

　　笔者将从法律地理学视角考察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引入西方测绘科学技术，持续开展大规模舆地测绘的过程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国家政权组织的地理测绘，不仅是地理状况的考察，也是政权建构、法权意识和领土疆域观念的表达，作为国家地理工程的康乾舆地测绘，反映着清代早期从西方引入近代国家治理技术的问题。

　　康乾舆地测绘的时代战略背景

　　古今中外大部分情况下，实地的地理测绘都首先服务于军事目的。康乾舆地测绘亦然。所以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清廷当时开展测绘的战争与战略背景。

　　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建政北京后，清廷面对的全局性威胁有两个——东南方的故明复辟势力和西北方的准噶尔汗国。一方面，西北方的准噶尔汗国一直觊觎内外蒙古和青海西藏，力图与清政权分庭抗礼。准噶尔一直挑战清帝一六三六年继承自黄金家族嫡系察哈尔部的蒙古大汗之法统。另一方面，反清复明势力一直挑战清廷入主中原的正统性，谋求驱除满洲统治。东南方的故明复辟势力从南明政权延续到三藩叛乱最后到台海的明郑政权，与历代王朝更迭不同的是，长江没能成为让反清复明势力割据南方的天险，取而代之的是海洋属性的台湾海峡。一六五九年，南明政权丢失昆明;一六六一年，吴三桂领军杀入缅甸俘虏永历帝，郑成功的海上集团正是在这一年感觉大陆斗争无望，发动台湾之役以求一海外基地，保存故明灯火的。

　　对当时的清廷来说，其他方面的威胁都是地方性的，只有南明余部和准噶尔汗国的挑战是全局性的、颠覆性的、关乎政权是否成立的。所以清初的帝国大战略力扛东南与西北两个对立的地缘方向，最终以军事征服台湾和彻底消灭准噶尔来解决两大挑战。在其他地缘方向，清廷的战略一直是安抚收纳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两个方向，清廷力量和清军以和平保卫者和黄教卫教者的身份进入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并在两地逐步从宗主权领有者走向主权者。有关清帝国的建构过程，针对明亡清兴、南明余部和台湾东宁政权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但是针对清政府与准噶尔汗国之间的大博弈和清准战争的系统性研究，今天仍然乏善可陈。

　　很多国人依然把清准战争当作一场地方叛乱和平叛战争，这样实际是将其从清帝国建构的全局性层面下降到地方性层面。我们应该正视，清准大博弈和清准战争具有与明亡清兴类似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这个国家大战略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而这期间的对俄外交以及康雍乾三朝的舆地测绘，都与上述大战略有关。

　　在政治地理学上总体地看，康乾舆地测绘要放在清准大博弈和清俄关系的国家战略背景中来理解。一六四九至一六八九年间四十年断断续续的中俄边境冲突和政治危机，让康熙帝意识到对两国权界包括领土边界进行精确勘分的必要。中俄两国间的一六八九年《尼布楚条约》、一七二七年《布连斯奇条约》和一七二八年《恰克图条约》，既是清俄冲突解决和关系稳定的战略支柱，明确中俄之间的领土、通商和人口管理之权界;又是清政府对准噶尔大战略的一部分，通过稳定中俄关系来遏制准噶尔汗国与俄国的勾连。

　　康熙皇舆测绘实况

　　钦天监是明清两朝掌天象物候、堪舆测地、修订历法的官方机构。与地理学西学东渐紧密相关的，是天文和历算领域的西学东渐。从明末天主教进入中国到一七七三年罗马教廷解散耶稣会，总共有四百七十二位耶稣会教士在中国活动一百九十余年。大量精通近代科技的耶稣会教士进入钦天监服务。清军入关之际，汤若望用西法修订的新历被清廷定名为《时宪历》，一六四五年(顺治二年)颁行天下使用。清代自建政北京起，直到道光年间，除了康熙帝亲政前发生的“历法之争”年代之外，钦天监监正都由来自欧洲的天主教教士担当。清代所用历法完全源于西方近代天文学，可以说天文历算和舆地测绘是中国最早西化的学术。始自一七〇八年、终于一七七二年的康乾舆地测绘，正是由钦天监负责执行的。

　　明末徐光启曾与利玛窦合作编译《测量法义》与《测量异同》等书，引入了欧洲十六世纪发展出的三角测量法之理论。《尼布楚条约》谈判过程中，法国教士张诚向康熙帝展示出西洋新式地图的优越性。总览万方的国家治理和军事征战的需求，要求一份准确的版图地图，康熙帝决心使用西洋新法测绘一份全国地图，于是一面派人到广州、澳门招募有科技才能的西方教士，一面派钦天监的法国教士白晋回法国招聘学有专长的传教士来华，顺带采办仪器，同时还在钦天监以西洋测绘新法培训中国测绘人员。

　　经过十几年的培养人才、购置仪器、局部测绘样图等前期准备工作，全国测绘才正式开始。一七〇八年，康熙帝诏令开启测绘《皇舆全览图》。实地测绘前后进行十年，实测经纬度值的地点有六百三十余处，实测范围东北至黑龙江入海口，东南至台湾，南至海南岛，西北至哈密地区，西南到雅鲁藏布江上游。多数地区使用三角测量法来精确定位，少数偏远地区使用天文测量法。参加测绘的主要是法国教士，有白晋(Joach Bouvet)、雷孝思(Jean-Bapitiste Regis)、杜德美(Pierre Jartoux)、山遥瞻(Guillaume Fabre Bonjour)、汤尚贤(Pierre Vincent de Tarte)、冯秉正(De Mailla)、德玛诺(R. Hinderer)等，此外还有葡萄牙的麦大成(Jean Francisco Cardoso)和德意志的费隐(Xavier Ehrenbert Fridelli)等。一七一七年，各地的实地测绘完成，各个团队携带资料回到北京，由杜德美主持编绘全国总图。当年制成康熙五十六年木刻版《皇舆全览图》，有总图一幅，分省区图二十八幅，但青藏高原尚多空白，准噶尔汗国所在的天山南北和阿尔泰山两翼尚未纳入版图。

　　上述木刻版制成后修订扩展成铜版，成为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皇舆全览图》。该图在中国地图史上第一次采用现代经纬网和投影法，以经纬网分幅，以纬差8度为一排，共分八排，总共制铜版四十一块。采用桑逊投影法(等积拟圆柱投影)，以通过北京的经线为中经线，按1∶140万-150万的比例绘制。相对于前一年的木刻版，这一铜版图补充了西藏地区，分省区图增至三十二幅，其中“内地”十六幅为十五省和朝鲜半岛各一幅，边外十六幅。图中的河流山川、行政区划与城镇关隘，都按照现代地图学方法标注得很清楚。其涵盖范围北至贝加尔湖，东北至库页岛和朝鲜半岛，东南至台湾岛西部平原(台湾岛东部高山地区为空白)，南至海南岛 ，西至拉达克土邦 ，西南至尼泊尔，西北至伊犁河、塔拉斯河所在七河地区。文字方面，康熙五十八年《皇舆全览图》在内地各省标注汉字，满蒙藏地区注满文，故后人又题名此图为《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一七二一年又一次修订，刊印康熙六十年木刻版，此版文字全部为汉字。

　　康熙皇舆测绘过程中诞生了第一幅完整描绘青藏高原的地图。绘制青藏地图首先是出于军事目的，为清廷后来经营西藏做准备。早在全国测绘开始之前，一七〇四年康熙帝就派出侍卫大臣会同地方官员详尽考察黄河源头，此外一七〇九至一七一一年清廷钦差大臣首次入藏时曾用旧法绘制行军地图。在系统化的全国测绘工程中，一七一四至一七一六年，经过钦天监培训的两位高级喇嘛和一位理藩院主事，带队前往青藏高原实地勘测，直到四河源头的冈波仁齐雪山，于一七一七年完成第一幅青藏地图。此图在西藏边境明确标注出朱母郎马阿林(珠穆朗玛峰)。

　　第一幅青藏地图测绘期间，青海和西藏尚是藩属于清帝国的和硕特汗国(一六四二至一七一七)，属于清廷和准噶尔汗国战略角力的一线，内部政教关系极为微妙复杂，入藏测绘团队可谓肩负着清廷的特殊使命而深入雪域。今天的历史研究者惊讶于清准大博弈时期清廷在遥远的拉达克土邦都建立了有效的情报网，对比青藏地区的地理测绘，可知殊非孤立事件。第一幅青藏地图绘制出来的一七一七年，准噶尔汗国攻入拉萨，击垮和硕特汗国，从一七一七年直到一七二八年清廷驻藏大臣正式设立，西藏处于十多年的混乱期。一七一八年清军应和硕特汗国请求，第一次入藏，两路人马全军覆没;一七二〇年清军第二次入藏，驱逐准噶尔军，方才建立噶伦制度，着手直接监管西藏事务，并对青藏高原补充测绘。后来乾隆帝于一七五〇年派遣团队实地测绘了新版西藏地图。

　　《康熙皇舆全览图》“积三十年之心力，核亿万里之山河”，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后至民国初年的中国官方地图和西方各种中国地图，在基本结构上都渊源于康熙图的基础性工作。这是一幅当时世界上范围最大、引领测绘技术的实测地图。李约瑟认为此图“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康熙皇舆测绘过程中，教士们首次发现子午线上一度的长短因纬度高低而异，在地理学史上为牛顿首倡的 “地球椭圆说”提供了最早的实证——而欧洲首次实测验证“地球椭圆说”是法国于一七三五至一七四四年间的大地测量。

　　雍乾两朝舆地测绘的推进

　　雍正帝继承了康熙帝的舆地测绘事业。雍正年间，清准大博弈的军事行动频繁，推动着大地测量和地理信息收集。在康熙朝钦天监大规模测绘的基础上，雍正朝舆图测绘的工作重心转到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根据钦命和军机需要制作各种专门用途的地图或者区域图。一七二七年以前，舆图绘制在内务府造办处下附属于自鸣钟修造处，一七二八年起，内务府造办处下成立了专门的舆图处。

　　雍正朝测绘的成就是，吸收西方地理学新进展，加入新收集的资料，使用新的投影法制成《雍正皇舆全图》。《雍正皇舆全图》涵盖的地理范围远超出实测范围，在康熙图基础上向北向西扩大，北到北冰洋，西到奥斯曼帝国和俄国波罗的海沿岸，西南到印度洋，实际上是一幅亚洲大陆全图。雍正图的国内部分是以康熙图为基础，根据建置情况进行修订增绘，尤其根据贵州改土归流的进展补上了苗疆地区的空白;国外部分则是参考从耶稣会渠道和俄国渠道获得的外国图籍资料而成。雍正图的地名注记，比康熙图增多三分之一。康熙五十八年铜版《皇舆全览图》是梯形八排的结构，而雍正七年(一七二九)《皇舆全图》刻版以纬差8度为一排，有直格十排，因此又名《雍正十排全图》。

　　所谓投影法，就是把地球圆形表面的全部或部分压缩到一个平面地图上。投影法的思想最早出自古希腊的地圆学说中。康熙图使用桑逊投影法(等积拟圆柱投影)，除北京所在的中经线与纬线相互直交外，其余经纬线皆相互斜交。而雍正图改为墨卡托投影法(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经纬线完全直交，因此又名《皇舆方格全图》。尼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于一五六九年发明墨卡托投影法，但是其所蕴含的正轴等角圆柱投影理论要到到一五九九年才由赖特(Edward Wright)的《航海中的某些错误》一书清楚揭示出来。墨卡托投影的地图上，长度和面积变形明显，但优点是球面上的等角航线(loxodromes)在平面图上被表示为直线，也就是保持了航线方向和相互位置角度关系的不变，进而可以绘制出有关风向的恒向线(rhumblines)。因而墨卡托投影的地图常用作航海和航空的领航图。如果循着墨卡托投影地图上两点间的直线操作航行，方向不变可以一直到达实际目的地，它给船舰和航空器在航行中辨别航向带来很大方便。

　　墨卡托投影法在西方得到普及应用要到一七〇〇年前后，此时法国皇家工程队的海图测绘就全面采用了墨卡托投影法。《雍正十排全图》改用墨卡托投影法，也是这一地图学潮流的体现。很明显，《雍正十排全图》使用墨卡托投影法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要保证清廷在战略部署和清军在沙漠戈壁草原行军时方向辨别的直观简易性。沙漠戈壁草原中的交通犹如航海，除了要考虑距离长度之外，更重要的是辨别方向。蒙古人传统的方向观，就是根据风向而定的，这与墨卡托投影法中有关风向的恒向线观念正好契合。沙漠戈壁草原中，距离长度使用类似《郑和航海图》一样的传统交通图就能解决，而在清廷较广泛使用自鸣钟和基本天文仪器的情况下，墨卡托投影的地图能做到方向辨别和定位上的一目了然。墨卡托投影地图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它可以跟用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法绘制的小范围简易地图实现衔接，在战争中切换使用。因而《雍正十排全图》所使用的墨卡托投影法，经常被误认为是退回使用了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法。实际“计里画方”法根本没有考虑到地球曲率和投影问题。

　　《康熙皇舆全览图》中有关西域新疆的分区图只有《哈密全图》和《哈密噶思图》，康熙和雍正两朝在西北方向的实测都只到哈密地区。一七五五年清准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乾隆帝于一七五六年诏令汇集学术团队编纂《皇舆西域图志》，采用实测考察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来收集资料，于一七六二年成第一稿。《皇舆西域图志》编纂过程中，乾隆帝于一七五六年和一七五九年两次派遣团队测绘西域舆地，在天山南北实测将近九十个地点，完成西域新疆的分区地图。《皇舆西域图志》和西域新疆地图，往往将清代地名与汉唐地名一并标注，将图中所绘之地与传统史志记载建立对应关系，同时突出新疆的交通台站体系和新建政区，体现清政府对新疆的军事控制和管辖治理。在西域新疆地图和一七五〇年新版西藏地图的基础上，教士宋君荣(Antonius Goubil)从海外收集了中西亚地区的地理资料，于是乾隆帝任命钦天监的法国教士蒋友仁主持续编和修订康雍时代的《皇舆全图》，于一七六〇年完成木刻版，次年成乾隆二十六年铜刻版《皇舆全图》。

　　一七六四至一七八四年，乾隆帝实施另一项国家工程，修订续编全国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在此过程中出现康乾舆地测绘的最后一笔，即一七七二年钦天监团队完成测绘帝国西北角——唐努乌梁海地区，制作分区地图。随后乾隆二十六年《皇舆全图》得以修订，于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前后制成最终的铜刻版《乾隆皇舆全图》，铜版共一百零五块。地图不仅是地理状况和地理观念的反映，也是政权建构和法权意识的表达。这一最终版的《乾隆皇舆全图》成为清代极盛期疆域的标志与皇权的象征，乾隆帝通过地图语言表达了他实现皇清一统、海内归一的文治武功。

　　《乾隆皇舆全图》改回使用桑逊投影法(等积拟圆柱投影)，比例尺约为1∶140万，以纬度5度为一排，共十三排，故又称《乾隆十三排图》。乾隆图与雍正图的广袤四至是相同的，都是亚洲全图，“南至琼海，北至俄罗斯北海，东至东海，西至地中海，西南至五印度南海，合为一图，纵横数丈，而剖分为十三排，合若干叶，每叶著明经纬度数 ……从古地图未有能及此者也”。但是乾隆图收入的地理信息比雍正图丰富得多，号称“传三十六国之规模，宏二千余年之声教”，所以《乾隆十三排图》又称《天下舆地全图》。《乾隆十三排图》制成铜版后印制很少，藏于内务府舆图房秘不示众，所以后人称为《乾隆内府舆图》。

　　在中国古代，一方面是军事机密的定位，一方面是天文堪舆的神秘主义传统，使得高精确度的地图，多被官方归为不可轻易示人的“内府秘图”，一般百姓无缘目睹。康乾舆地测绘的技术和过程，作为军机而秘不外宣，当时并不为国人周知。清代三大实测地图集作为国家机密，深藏内务府，仅限军机高官才可一睹。清朝中期的地方政府和民间学者在绘制地图之时，仍然采用中国传统的形象绘法，近代测绘技术和地理科学未能在社会上普及并推动中国地图学整体迈向现代化。在数量上，传统地图仍然是清代地图制作出版的主流。

　　相反，参与康乾舆地测绘过程的法国教士，将康乾舆地测绘的资料和中国地图带到欧洲后，没有进入中国民间的官方地图，反倒在欧洲广泛传播，进入各种地理图书。十八世纪法国波旁王朝的皇家首席地理学家唐维尔(D’Anville)，利用耶稣会教士传回欧洲的实测资料，绘制出了精确度非常接近现代地图的中国地图。这些中国地图最先作为插图，发表在一七三五年出版的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上，一七三七年以地图集的形式单独出版，名为《中国新图集》(Nouvel Atlas de la Chine)。唐维尔中国地图是西方地图学走向近代科学的代表性成果，自问世以来，就被西方作为有关中国和东亚的权威地理资料，直至十九世纪中期才被更精确的地图所取代。

　　“疆域国家”与国家治理技术的改进

　　十七和十八世纪波旁王朝治下的法国，绝对主义国家的治理技术高度发达，地理测绘技术也独领世界之风骚。康雍乾三世的舆地测绘，都从法国天主教会引入了当时前沿的测绘专家，应用了当时欧洲最新的地理科学和测绘技术。这里凸显的是，如此规模的测绘工程需要一个起支撑作用的庞大系统组织，也就是政权所代表的综合国力，因此康乾舆地测绘是一项反映着清帝国上升过程的国家地理工程。从国家治理技术的发展来说，十八世纪分别发生于东西方的康乾舆地测绘和法国国家地理测绘，是当时领先世界的两大国家地理工程。

　　持续时间超过一个甲子的康乾舆地测绘工程，产生出清代国家地理乃至全亚洲地理的三大实测地图集，形成了以往中国地图史上不曾有过的高峰。

　　上述专业化治理技术的引入，一方面是传统学术中自先秦以来的实学积累在清初的勃发，另一方面是晚明以来天主教传教士和西欧商业势力东来所带来的近代科技更新和理念更新。此中当然也有历史的偶然性。康熙时代的清政权处于上升期，整个政治精英层有一定的进取心来容忍甚至接纳外部知识。康熙帝本人勤奋聪颖，励精图治之余喜欢钻研实学。他通过耶稣会教士阶层涉猎跟进西方天文、历法、地理、数理等知识进展，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康熙帝一首《咏自鸣钟》诗中有“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的说法，明确反映了他对西方知识的开放态度。

　　有论者提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兴起，是一个历时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此一过程由三个关键环节所构成：首先是清代前中期的多族群疆域国家的打造，这个打造是超越西方的帝国概念的;其次是十九世纪后半叶从疆域国家向近代主权国家的过渡;最后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统一集权的现代国家的肇建(李怀印：《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疆域国家”概念是社会科学回溯历史资源后的一种理论重构。康乾舆地测绘作为一项国家地理工程，更是“疆域国家”的题中之义。清代前期引入的一系列帝国治理技术，都可归入这个“疆域国家”的范畴下。一旦康乾时代清廷官方清楚表达了“中国”概念是多民族统一体之后，这种观点就在地理学和地图上反映出来。清政府通过洋为中用的测绘技术来制作和收集国家地理信息，通过国家地理信息来证明大清的版图组成部分，为国人后来普遍接受现代中国的疆域远超过明代疆域这一观念打下了基础。